大力推進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

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，要堅持依法治國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，構建新發展格局，推動高質量發展。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，就離不開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基礎性作用。沒有法治做保障，無論是深化改革開放還是構建新發展格局，既會面臨合法性的審視，也會面臨正當性的拷問；既難給公眾一個明確的方向，也難給他們一個穩定的預期。但法治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，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，其中作為承上啟下環節的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，就發揮著重要的樞紐作用。推進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，不但能開辟省域范圍內法治建設的新局面，可使省域范圍內的法治建設“百花齊放”，而且能發揮市域對縣、鄉、村的引領作用。通過市域主動加強本地基層法治建設，在推動市域法治水平提高的基礎上，帶動省域乃至整個國家法治水平的提高。由此觀之，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，意義重大?！　?/p>

推進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，有很多抓手，其中最重要的，莫過于充分利用《立法法》賦予設區的市享有的地方立法權，以及與之配套的執法、司法和守法功能及其實現。在筆者看來，之所以這樣說，是由于當前的地方立法，總體上質量還不夠高，所起作用還比較有限；在執法上，不少地方立法被有關部門束之高閣，視之為“食之無肉、棄之可惜”的“雞肋”；在司法上，司法機關運用地方立法裁判案件的情況很少，在司法實踐中并沒有給予其應有的尊崇；在守法上，本地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本地的地方立法參與程度有限，學習掌握的熱情還不夠高，普法效果還不夠好，等等。這些問題的存在，一方面影響了地方立法的權威性，有損于地方立法的法律地位；另一方面，在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與法治化建設中，不能提供應有的法治支撐和法治引領。

上述問題的存在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就包括對地方立法權的性質、作用和地方法治建設的意義等問題，在思想認識上還不夠到位，研究探索還不夠深入；地方行政機關、司法機關對地方立法的學習了解還不夠多，在立法起草環節的參與度不夠高，在貫徹落實上也不夠認真；本地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組織，對地方立法參與的廣度、深度和力度都還有限，普法的效果還需要加強。這些問題的存在，大概與一些地方欠缺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與法治化所需的前瞻性、系統性、整體性、協同性思維有關。即各個法律主體之間，存在著“碎片化”的現象：立法機關只管立法，執法機關只管執法，司法機關只管司法，守法者只是被動消極地守法，相互之間溝通不夠、協調不夠，缺乏前瞻性思考、系統性設計、整體性謀劃和協同性步驟，“各人自掃門前雪，哪管他人瓦上霜。”長此以往，地方法治建設的效果便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。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，相比過去，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，對改革的前瞻性、系統性、整體性、協同性要求更強。習總書記的講話高屋建瓴，給我們大力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與法治化指出了明確方向，提供了根本遵循?！　?/p>

從前瞻性而言，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，涉及市域社會問題的方方面面，既要從解決當前緊迫的問題入手，也要有長遠的規劃和構想，努力使法治建設體現前瞻性的特征。具體在立法中，不但應當考慮如何把地方立法制定好，還應當考慮地方立法通過后如何使執法機關便于執法，司法機關便于司法，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組織也便于守法；不但應當考慮本地新的立法需求，還應當關注上級立法機關對相關法律的立、改、廢、釋，關注黨和國家以及廣東省的重大方針政策，在原則與精神上保持與上位法和上級大政方針政策的一致性，避免下位法與上位法、與上級大政方針政策相沖突。

從系統性而言，市域社會治理是一項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，而法治建設又是社會各方共同參與的事業，絕非哪個部門、哪個階層通過單個的努力能夠完成的，需要縱向上從市級政府到村民小組，橫向上從東西到南北、從經濟到社會、從文化到生態等各方面協同共進、互為一體，不能相互割裂?！　?/p>

從整體性而言，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，應當有整體性的考慮，既要考慮城市，也要考慮鄉村；既要發展經濟，也要保護環境；既要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，也要將本地法治建設納入廣東省和國家的法治建設全局中考慮，不能狹隘自私?！　?/p>

從協同性而言，不但要立法、執法、司法、守法之間的協同，也要法治理論與法律實踐之間的協同；不但要市、縣、鄉、村之間的協同，也要黨、政、工、農、學、軍之間的協同；不但要做好市域內部各部門各要素之間的協同，也要做好與市域之外相關地域和要素之間的協同，等等?！　?/p>

總之，只有從前瞻性、系統性、整體性、協同性的高度出發和角度入手，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才會有一個明確的方向，也將有一個光明的前景?！　?/p>

(作者單位：韶關學院）